：菩萨-观音雕塑供应商

　　观音信仰现已成为中国文化信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影响范围之广之深，是其他诸多宗教信仰都难以企及的。观音信仰作为佛教信仰的一部分，并非来源于中国本土文化。然而，伴随着佛教的中国化进程，观音信仰逐渐扎根于中国的民间社会与观念世界。本次论坛中许多专家学者就观音信仰融入中国本土文化的条件和因素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贵州大学张新民教授从大乘佛教的慈悲情怀与中国固有伦理文化的关系入手，认为早在观音信仰传入东土之前，中国传统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儒家伦理文化即已经提供了一套系统而又完整的仁道思想。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道精神及其所营造的人文环境与观音菩萨的慈悲情怀契合相通，从而使得观音信仰能够扎根于中国人的心灵世界。中国社科院佛教文化研究所宋立道研究员从观音信仰的心灵勖勉功能入手，认为观音信仰既满足了僧侣精英对修持、智慧的精神需要，又满足了社会底层人民渴望得到关怀和拯救的实际需要，从而使得观音信仰在中国民间能够获得日益众多的善男信女的拥戴。贵州大学人文学院龚妮丽教授从观音信仰的外延出发，认为中国的观音信仰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汉传佛教体系内的观音信仰，二是游离于正统佛教之外作为民间宗教的观音信仰。正是由于观音信仰的涵摄性较强，才使得观音文化成为中国各阶层影响大、传播广、信众多的信仰。 　　淮阴工学院董祥勇博士从观音信仰的嬗变角度切入，认为观音信仰之所以能够融入中华文明，乃是因其在传播过程中，能够凸显本土化、伦理化、大众化三大特征，由此既赋予了观音信仰以中土气息和亲切感，又能不与佛教基本原理背离，造就了观音信仰“中土改化”的成功，使其发展成为融入中国本土的宗教信仰。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张云峰副教授则从佛教传入中国初期的时代背景出发，指出自然条件的恶劣、社会的动乱以及人们精神的游离，为观音信仰的顺利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贵阳学院的陆永胜讲师从文本的角度出发，指出观音信仰的中国化与观音佛典的汉译是相得益彰，并驾齐驱的。因为这些汉译观音佛典融入了中国文化中的诸多中国元素，易于为中国人所接受，故而促进了中国观音信仰的产生与发展。闽南师范大学的马寄讲师对“观自在”、“观世音”等汉译词汇的考证，无疑是为陆永胜讲师的观点提供了绝好的例证。

　观音，是智慧和慈悲的化身。智慧和慈悲作为观音身上显现的两大特征，始终是专家和学者们阐释和探讨的重点。对于观音的智慧、慈悲及其两者之间的关系，众多学者和专家进行了广泛而深刻地阐述。 　　就“智慧”而言，《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观音菩萨的智慧成就的不二法门，因而对《心经》的解读，便成为阐释观音无上智慧的重要角度。广西大学袁经文教授从《心经》的“心”字出发，通过对“心”与“观自在”、“心”与“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心”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与“此岸”及“彼岸”等各种关系的考察，认为“心”可以是有情的第八识，也可以是万法皆备之法性、真如。并且，他还在“心”即是第八识――阿赖耶识的基础上，得出了“此岸必有彼岸”，从而为众人修行坚定了信念。新疆师范大学路永照博士则对《心经》中的“五蕴皆空”进行了深入地阐述，他认为般若智应从“五蕴皆空”的体悟中破除假有的我，再到法空、空无，由此体证宇宙万物的真实存在相，从而得见真智。 　　对于“慈悲”而言，大多数专家学者从慈悲观的哲学基础“缘起论”入手，论证观音慈悲精神的重要意义。另有一些专家学者引经据典，阐发慈悲在佛教中的重要价值。他们认为“慈悲”如果侧重于慈悲的对象，则可分为“众生缘”、“法缘”、“无缘”三种；如果偏重于佛教修持者的认知和思想境界，则可分为大、中、小三种。有学者则从唯识宗的视野出发，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结为识与识之间的关系，众生互为所缘，依他交互存在，决定了众生的同体性，因而注定了任何个人与其他众生之间息息相关，一切众生皆具存在同一性。观世音菩萨也因此生起平等心及为众生拔苦与乐的慈悲心。 　　就智慧与慈悲的关系问题，闽南佛学院的中观法师，从“自利”和“利他”的角度出发，认为“自利”是智，“利他”是悲，而菩萨在自利时，不忘利他；在利他时，亦不失自利。故而，智慧与慈悲是菩萨自利利他、上求下化的体现。河海大学韩凤鸣教授认为，智慧是慈悲的前提，没有真正的清净智慧，就没有真正的慈悲，真正的慈悲之心必然是清净智慧的流露。东南大学的杨洋博士也是持相似的观点，她认为在以智慧通达实相的基础上，必然会生起真正的慈悲；在慈悲利人的基础上，也会慢慢体会到真空妙有。因此，观音菩萨是在智慧中融摄着慈悲，慈悲中透露着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