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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居民区之外，商业区的垃圾分类也存在不少困难。强有力的物业管理，或许可以成为一道有力保障。在闵行区古美社区，就有一个“强势”的商业街物业，商户入驻前，必须签署与垃圾分类相关的租赁合同，并愿受合同条款约束，为错误投放、分类垃圾等失行为付出代价。物业不是行政执法部门，不能罚款，究竟能让商户付出什么代价？这些代价，商户在乎吗？在龙茗路上的十尚坊商业街，一家火锅店的工作人员表示，十尚坊是去年下半年开始推进单位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但自己所在的火锅店直到去年底还存在乱扔垃圾的陋习，结果很快付出代价：有消费者拿着消费凭证去停车场，被告知一直可以减免的停车费不再减免，这停车费减免一下子就停了两个多月，一些熟客因此逐渐流失。一肚子怨气的老板找到物业办公室，本来“理直气壮”的他却被工作人员的一句话吓出冷汗：“再不按规定投放垃圾，物业将暂停收运，让垃圾烂在店里！”火锅店老板感觉“苗头”不对，马上改变态度，联系物业工作人员上门对服务员做垃圾分类的指导培训。
  “签约入驻了商业街，就要遵守合同，受到合同约束。”十尚坊物业经理表示，倒逼商户做好垃圾分类，未必要动用执法部门和罚款这些刚性手段，有条件的物业可以通过契约来“软约束”商户的不文明行为，尤其是取消停车费减免这样的福利，效果明显。此外，十尚坊物业近开放了大屏幕，给垃圾分类做得好的商户免费打促销广告，“痛失”这项资源的不文明商户只好“干瞪眼”。
  借助合同“软约束”，十尚坊逐渐在商户中树立了威。随着被分拣出的湿垃圾越来越多，与去年相比，现在该商业街50多家商户日均产生的湿垃圾量增长了近三成。同时，少了混入的湿垃圾，干垃圾桶“轻松”了许多，商业街日均干垃圾产生量比去年降了约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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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宣传，上海生活垃圾分类减量的概念已被市民普遍接受，但推进成效还有待提高。缺乏有效法律保障是重要原因，制度化建设迫在眉睫。
  市人大代表顾立军指出，上海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的主要依据是部门规章法则，对市容以外的其他部门约束有限。然而，相关工作涉及众多部门，导致制度执行呈现碎片化，效果不明显。此外，上海还没有湿垃圾处置设施的系统布局和顶层设计，造成湿垃圾处置能力跟不上产生量。顾立军建议，要加强人大立法，为垃圾减量工作提供法律保障。同时，合理布局湿垃圾的处置设施，建立智能运输处置一体化系统，利用物联网建设成果，联通湿垃圾产生、收集、运输等通道，构建全市湿垃圾分类运收息数据库和调度中心。
  如果垃圾后端处理跟不上，前端分类再合理也会功亏一篑。市政协委员安翊青认为：“在后端处置各项成本中，开销的是物流环节。很多企业不太积极，关键是激励不够。”她建议，适当减免垃圾处理企业的税收，同时研究再生资源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此外，可尝试引进日本、欧洲等垃圾分类处理先进的企业进驻上海。
  另外，在提高服务的同时，也要在管理上下功夫。安翊青指出，垃圾分类制度不够健全，关键是缺乏刚性约束。在垃圾分类做得好的和地区，居民们往往都要为自己制造的垃圾埋单。“比如，法国对生活垃圾收费包含在地产税里，居住面积越大，缴税越多；美国许多城市向居民征收分类垃圾费；瑞士部分城市采取定额收费制度；我国台湾地区的垃圾费则随袋征收。”安翊青建议，上海可以适度征收垃圾处理费，“金额不用很高，主要是为了加强居民的垃圾减量意识，并逐渐转化为日常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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