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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南朝梁代“云光说法”以后，雨花石文化发展的历史线索渐次明朗起来。北宋中期，在退居江宁（今南京）的  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的《王文忠公全集》中，出现了以《雨花台》为题的诗文。北宋末年，史部侍郎卢襄正式为雨花台命名，都为雨花石文化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信息和根据。而对后世赏石产生直接、深远影响的则非苏轼莫属。他在贬谪齐安（今湖北黄州市）任上往往于江中“得美石，与玉无辨，多红黄白色，其文如人指上螺，精明可爱………既久，得二百九十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枣栗菱芡……挹水注之粲然”，遂作《怪石供》、《后怪石供》，对所集之石从质、色、形、象以及陈列、鉴赏进行了极为细致生动的描述。对今之雨花石赏玩、研究仍有重要的借鉴作用。而其慧眼识珠，善于发现的审美意识更令石界为之折服。正如雨花石收藏家张轮远先生所评：“苏公一履斯土，竟能独具只眼、识拔石子于庸夫俗子之手，岂非癖石子者先进乎。惟苏公虽癖好，而所得则非灵岩石”。但齐安石与雨花石乃同宗同源之物，倘不论其产地而称东坡先生为赏玩雨花石之鼻祖当受之无愧。无怪乎明人冯梦祯在赏品雨花石时也发出“恨不能起长公于九泉，与之品石耳”的感言，更有清人宋荦因景仰东坡而自号西坡，并足及黄州觅石而作《怪石赞》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