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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宣传，上海生活垃圾分类减量的概念已被市民普遍接受，但推进成效还有待提高。缺乏有效法律保障是重要原因，制度化建设迫在眉睫。
  市人大代表顾立军指出，上海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的主要依据是部门规章法则，对市容以外的其他部门约束有限。然而，相关工作涉及众多部门，导致制度执行呈现碎片化，效果不明显。此外，上海还没有湿垃圾处置设施的系统布局和顶层设计，造成湿垃圾处置能力跟不上产生量。顾立军建议，要加强人大立法，为垃圾减量工作提供法律保障。同时，合理布局湿垃圾的处置设施，建立智能运输处置一体化系统，利用物联网建设成果，联通湿垃圾产生、收集、运输等通道，构建全市湿垃圾分类运收息数据库和调度中心。
  如果垃圾后端处理跟不上，前端分类再合理也会功亏一篑。市政协委员安翊青认为：“在后端处置各项成本中，开销的是物流环节。很多企业不太积极，关键是激励不够。”她建议，适当减免垃圾处理企业的税收，同时研究再生资源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此外，可尝试引进日本、欧洲等垃圾分类处理先进的企业进驻上海。
  另外，在提高服务的同时，也要在管理上下功夫。安翊青指出，垃圾分类制度不够健全，关键是缺乏刚性约束。在垃圾分类做得好的和地区，居民们往往都要为自己制造的垃圾埋单。“比如，法国对生活垃圾收费包含在地产税里，居住面积越大，缴税越多；美国许多城市向居民征收分类垃圾费；瑞士部分城市采取定额收费制度；我国台湾地区的垃圾费则随袋征收。”安翊青建议，上海可以适度征收垃圾处理费，“金额不用很高，主要是为了加强居民的垃圾减量意识，并逐渐转化为日常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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