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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供佛像常以9或9的倍数为一组出现。之所以选用葫芦形，是因为传统认为葫芦多籽，藤蔓绵延不绝，象征子孙繁衍，生生不息。此外葫芦还因“福、禄”的谐音成为“福禄万代”的吉祥物，因此在清宫中有大量器物选用葫芦造型。令人惊异的是，这种造型被供龛制作者采用。
而且供奉的是佛教尊神，恰好表明了清朝诸帝认为的儒、释、道三教“理同出于一原，道并行而不悖”的观念。此外，在乾隆中晚期造龛档案中，开始频繁出现“西洋式龛”的记载，成为一种独特的风格。装饰上也使用了大量“西番莲纹”、“西番葡纹”、“西番花草纹”等。
营造出浓郁的西洋情调。何芳指出，随着社会经济和审美倾向的变化，到乾隆年间，清朝手工业已经发展成独特的清式风格。宁波、福州的漆艺，广东的嵌螺钿，山东潍县的嵌金银，安徽的木刻、镂雕，西藏的金属雕刻及镶嵌，还有北京的珐琅、漆器等，都为宫廷制龛活动提供了丰富的艺术创作手段。
自清中期开始，随着供龛制作量的急剧增长，龛与像的从属关系开始出现失衡的态势，一些供龛的尺寸及工料投入甚至远远大于佛像本身，制作工艺上也更为奢华精致、不拘一格，而佛像制作却呈相反的态势。多变的造型和内容的复杂性使供龛愈加背离了作为装饰品的使命。
于是逐渐“喧宾夺主”成为一种成熟的艺术品。在佛龛中，多样化和程式化这对看似矛盾的两个恰好是宫廷艺术的外在表现，其内在特质则是在愉悦宫廷的同时为王朝统治服务。严格的程式是用来强调权力、尊威、等级与贵贱的，并非用以约束皇帝。随着集权统治的稳固，轻松浪漫和的新趣味则开始在炫耀和财富的同时蔚然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