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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区每天回收的废品达到200吨，既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每年又可以节约3000万元的处置费。全区各街镇、各小区都积累了各具特色的垃圾分类工作经验。如泗泾镇润江花园小区是一个动迁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小区不仅有垃圾分类收集点，还有垃圾分类科普点、积分兑换机、两网融合的服务点，并配置了3台小型的500公斤型的湿垃圾生化机，基本做到湿垃圾不出小区。泖港镇南乐苑小区把垃圾箱房建设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且垃圾分类工作在小区里深入人心，在这个小区，垃圾分类已经变成了居民特别是老人们的自觉行动。再比如，方松街道喆苑小区面积不大，只有不到100户居民，小区有别墅、复式和多层公寓，但是小区的管理比较到位，垃圾分类的定时定点投放做得比较好。今年上半年，我区张生活垃圾分类处罚罚单在九亭镇发出，对九新公路上一家未设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并未在期限内及时整改的营业场所，作出行政罚款300元的决定，起到了有效的震慑作用。
  我区对单位实行垃圾强制分类制度，目前在党政、企事业单位、学校、菜场、公园等3200多个公共场所实行了单位垃圾的强制分类，松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520家实体企业，也实现了垃圾分类全覆盖。
  在垃圾分类工作上，我区到2020年生活垃圾分类全程体系的建设要做到标准化，运行要做到有序化，管理要做到精细化。下一步，相关职能部门还将持续发力，切实抓好源头分类工作，认真做好分类运输工作，加快做好末端处置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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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居民区之外，商业区的垃圾分类也存在不少困难。强有力的物业管理，或许可以成为一道有力保障。在闵行区古美社区，就有一个“强势”的商业街物业，商户入驻前，必须签署与垃圾分类相关的租赁合同，并愿受合同条款约束，为错误投放、分类垃圾等失行为付出代价。物业不是行政执法部门，不能罚款，究竟能让商户付出什么代价？这些代价，商户在乎吗？在龙茗路上的十尚坊商业街，一家火锅店的工作人员表示，十尚坊是去年下半年开始推进单位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但自己所在的火锅店直到去年底还存在乱扔垃圾的陋习，结果很快付出代价：有消费者拿着消费凭证去停车场，被告知一直可以减免的停车费不再减免，这停车费减免一下子就停了两个多月，一些熟客因此逐渐流失。一肚子怨气的老板找到物业办公室，本来“理直气壮”的他却被工作人员的一句话吓出冷汗：“再不按规定投放垃圾，物业将暂停收运，让垃圾烂在店里！”火锅店老板感觉“苗头”不对，马上改变态度，联系物业工作人员上门对服务员做垃圾分类的指导培训。
  “签约入驻了商业街，就要遵守合同，受到合同约束。”十尚坊物业经理表示，倒逼商户做好垃圾分类，未必要动用执法部门和罚款这些刚性手段，有条件的物业可以通过契约来“软约束”商户的不文明行为，尤其是取消停车费减免这样的福利，效果明显。此外，十尚坊物业近开放了大屏幕，给垃圾分类做得好的商户免费打促销广告，“痛失”这项资源的不文明商户只好“干瞪眼”。
  借助合同“软约束”，十尚坊逐渐在商户中树立了威。随着被分拣出的湿垃圾越来越多，与去年相比，现在该商业街50多家商户日均产生的湿垃圾量增长了近三成。同时，少了混入的湿垃圾，干垃圾桶“轻松”了许多，商业街日均干垃圾产生量比去年降了约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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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宣传，上海生活垃圾分类减量的概念已被市民普遍接受，但推进成效还有待提高。缺乏有效法律保障是重要原因，制度化建设迫在眉睫。
  市人大代表顾立军指出，上海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的主要依据是部门规章法则，对市容以外的其他部门约束有限。然而，相关工作涉及众多部门，导致制度执行呈现碎片化，效果不明显。此外，上海还没有湿垃圾处置设施的系统布局和顶层设计，造成湿垃圾处置能力跟不上产生量。顾立军建议，要加强人大立法，为垃圾减量工作提供法律保障。同时，合理布局湿垃圾的处置设施，建立智能运输处置一体化系统，利用物联网建设成果，联通湿垃圾产生、收集、运输等通道，构建全市湿垃圾分类运收息数据库和调度中心。
  如果垃圾后端处理跟不上，前端分类再合理也会功亏一篑。市政协委员安翊青认为：“在后端处置各项成本中，开销的是物流环节。很多企业不太积极，关键是激励不够。”她建议，适当减免垃圾处理企业的税收，同时研究再生资源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此外，可尝试引进日本、欧洲等垃圾分类处理先进的企业进驻上海。
  另外，在提高服务的同时，也要在管理上下功夫。安翊青指出，垃圾分类制度不够健全，关键是缺乏刚性约束。在垃圾分类做得好的和地区，居民们往往都要为自己制造的垃圾埋单。“比如，法国对生活垃圾收费包含在地产税里，居住面积越大，缴税越多；美国许多城市向居民征收分类垃圾费；瑞士部分城市采取定额收费制度；我国台湾地区的垃圾费则随袋征收。”安翊青建议，上海可以适度征收垃圾处理费，“金额不用很高，主要是为了加强居民的垃圾减量意识，并逐渐转化为日常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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